2007年6月23日下午,我理了一次发,刮了一回胡子,还洗了一个澡,为此我还写了一首诗:“濯污涤垢还本身,剪发剃须重做人。来时一物未曾带,去也空空返太真。”——我之所以在这里郑重其事地显摆这三件也许在别人看来稀松平常的小事,是因为我足足有两个多月没有干这三件事情了——两个多月来,我的右脖子上一直插着一个摇摇欲坠的静脉外瘘管,身上一直挂着几个小伤口,为了不让其发炎感染,我一直隐忍地苟活着,直到该文伊始提到的那个下午。这是我2007年4月10日被确诊罹患尿毒症以来最清爽最轻松最开心的一个下午——我真的有一种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惊喜和欣慰!
自从罹患恶疾以来,我不但深刻地体味了一回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世态炎凉,而且也没有少看别人的眉眼高低,少听别人的冷嘲热讽。有人笑话我平时为人那么硬气,这时候却一幅可怜相地向社会求救,是不是有些“那个”?对此我只能苦笑。我病了,你说我以前只顾着“弄事”,不会生活,因此积久成疾,我对此点头如捣蒜——因为你说得非常有理,也是为了我;你也可以说:“你以前脾气不好,看,生病了吧!”虽然听起来不太入耳,但也算是一种善意的劝勉;但有人偏偏要说,你以前得罪了谁谁,看,报应了吧!有一位细瘦的戴眼镜的年轻男医生竟然在众多病人面前和一位漂亮的女护士调笑时说我们这些尿毒症患者“都是废人!”真是让人非常寒心!我在医生和护士面前几乎丧失了全部的隐私权,再加之我和家人医学知识匮乏,有时在已经非常明显的医疗小事故面前也只能忍气吞声,这时候我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为什么社会上把患者叫“弱势群体”!
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去医院透析的遭遇:我尽量伏低伏软,善意而友好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天真的我以为,至少病友们之间应该是互帮互助,互谅互让的吧?当我正天真地和父亲讨论医院墙上的“肾衰患者须知”的某条“不能多吃面条和稀饭”时,冷不丁一个苍老的声音恶狠狠地打断我们说:“那你想吃啥?!”被吓了一跳的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满脸沧桑、胡子拉嚓的50余岁的老头,他一脸轻蔑地盯着我说:“告诉你:得了这个病,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还挑来拣去的!”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女尿毒症患者的丈夫,大概已经被妻子的疾病折磨得烦不胜烦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就拿我出气了!我本来就脆弱敏感的心一下子就如同掉到了冰窖里。
上了透析床,护士问我:“透析期间吃不吃,喝不喝?”为了不引起别人的麻烦,同时为了保证连续四个半小时的透析期间不屙不尿,我果断地说:“我不吃也不喝!”谁知我这纯属自我表白的一句话又激怒了左边那位我连面目都没有来得及看清的阿姨!她语调轻缓地问我:“小蒋,你有没有医保?”——很显然是一位非常“有涵养”的城市机关单位出来的“公家人”——我谦然作答:“我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医保。”她叹了一口气说:“唉,那就瞎了,彻底瞎了!”刚说完,她就开始用一种奇怪的语气教训我:“娃呀,到城里来,说话可要注意啊!”原来,正当我在回答护士的问询时,她正在向自己的丈夫撒娇要吃这要喝那的,而我却因当时心事重重而一点都不知晓!那天,我的血压历史性地高到160!
时间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它不会因为你生病了,就停下来等你一会儿。两个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我也逐渐适应了血液透析,把它当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老实话,很多次由于透析后脱水过多,我几次都面临虚弱的休克状态,那时候我真的想一死了之!但是,面对家人焦虑而殷切的面庞,想起医院以外、西安以外、陕西以外、中国以外有那么多文友和素不相识的好心人都在关注着我,牵挂着我,尤其是有将近20位我的友人自发、无偿地组成“救助蒋峰行动小组”来实打实地帮助我,我长期以来景仰有加的陈忠实老师、高洪波老师、雷涛书记竟然能够在百忙之中担任救助我的“爱心大使”、“爱心特使”以及“爱心顾问”,这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作协会员来说真是莫大的精神鼓励!这时,我就常常在内心这样鼓励自己:“一只猪都想活着,何况是我!”
当然,我再也不能像余华笔下的老年富贵那样,一边逍遥自在地在沃野碧畴上赶牛犁地,一边高喉咙大嗓子地吼:“皇帝让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那样豪迈舒展地活着,但我至少可以选择有尊严地活着!
我认为,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它动物、植物、微生物,是因为人类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尊严就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之一。当然,尊严取决于你的自尊心和别人怎样对待你。前者,我从小就不缺,后者却比较复杂。为了有尊严地活着,我在内心这样暗暗要求自己:一、虽然身为单身男人,在生活方面一定要自理,尽量不麻烦别人,如果麻烦了别人,一定要回报别人——哪怕只是一声‘谢谢’;二、积极配合医生和护士治疗,时时刻刻尊敬他们,信任他们,按时吃药打针,克服透析时的恐慌心理,并且自己系统学习尿毒症的相关知识,至少在饮食起居上不给病情进一步恶化的机会;三、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心态淡然、坦然、泰然起来,这一点可以求助于自己一直心仪的中国古典诗词和节奏较慢的古琴曲、古琵琶曲,尽量开心随意,并有质量地过好不多的每一天,争取不和别人发生任何争执;四、积极向国内外寻求善意的援助——包括资金、最新疗法、新药以及精神支持和情感抚慰;五、做一个有用的人,一有精力就拿起笔,发挥自己的特长,多创造一些精神产品——因为我相信,它们肯定比我活得更长;六、如果我能活着,并且经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报上刊登整版的答谢书,将为我捐款的好心人的姓名和款额以及我的肺腑感言悉数刊出,并按额度返还捐款;七、如果有能力,我将正式出版我的所有文字作品,初步定名为《蒋峰文集》;八、如果我此生还有发财的机会,我要做的最大一项投资将是建立一个“尿毒症患者维命基金会”,尽可能地救助像我这样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可怜人!
我的1980后的亲密文友李楠在他的文章《关于萨特与加缪》中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存在本身,而是以何种方式去存在的问题。”这真是一语道破了我当前的心境!是的,我应该像《几番魂梦与君同》的作者宁萱那样,以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作为我生活的动力,勇敢地面对恶疾,有尊严地活着,争取早一天战胜尿毒症!
然而,我真的能“有尊严地活着”,并“有尊严地死去”吗?——这还真是个问题!因为它恐怕不单单取决于我个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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