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钧跃（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我在美国呆了八年，现在回国也七年多了，感觉我们的信用管理技术和信用经济基础理论研究还是非常多的空白。我们稍微做一点什么事情就可填补空白。所以今天中国信用研究中心成立，使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大概是１９９９年正式开始在社科院挂课题做社会信用体系研究，那时候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研究。当时我们出了《国家信用体系原理》两本书，大家看我们写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构架上，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但是构架上我们很大一块把它放在边边角角，不放在主题上说。其实刚才陈主任讲了美国的法律，美国有系统的法律，十几、二十部，大家翻翻看看，有几部是消费者保护法类的，比如说规范制定机构，保护消费者，平等守信，诚实借贷，公平债务接收，还有一大部分，接近一半，讲的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平等竞争，金融机构的投放等等。我们原来一直不提这个，因为首先得有对市场投放信用，完了才有风险管理，否则的话我们风险管理管理什么，它有宏观调控。
美国废除的信用控制法是比较早立的法，通货膨胀的时候不能大规模投放，但是我们过去不说，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主流来说原因是金融机构实在太强大了，我们诚信行业实在太弱了，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行业，所以我们也把它放在边边角角，不放在这里，现在形势不同了，今天这么多人关注信用理论研究，包括信用管理基础的研究，我们今天说一说，对我们以前发表的著作，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谈。刚才大家谈到公有模式，私有模式的问题，章老师的论坛原来在五月份开一个会，后来非典来了，当时我寄过来一个稿子，就是谈这个，公有模式和私有模式，这是一个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国内发展也很有问题，怎么办，到底国家大布局怎么样引导的问题，如果从信用投放，把一个信用工具投放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投放到社会最底层，让信用交易市场信用交易尽快膨胀扩大，使我们市场规模做大，使综合国力加强，我们应该有私有模式，毫无疑问，因为美国的模式显示了这个，它快速的使这个信用交易膨胀了。
如果我们金融系统的安全是首位的，可能我们是不是要采用公有模式过渡一段，但是现在领导征求过意见，好多政府的领导他也认识到我们最终要走大国之路的模式很清楚。还有刚才郑教授一开始致辞的时候讲的主题发言，讲了一个资源配置，信用都是一种资源，其实就有一个社会资本的问题，王总讲跟富山先生对话，他讲了社会信任程度要低的话社会资本形不成，社会资本形不成其实对我们国家牵扯到重大的理论，讲到什么问题呢？社会资本形不成的话，我们的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它就不能承担国家的，比如支柱产业，火箭制造、飞机制造这种军工企业，私企行吗？因为我们文化叫做血缘关系，父亲创立一个公司，儿子继承，这种文化是不能形成这个的，因此要使社会资本形成，私企才能承担一些更重要的国家支柱的任务，也就牵扯到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国企到底要存在多长时间的问题，还是永远存在。
陈主任研究区域经济大概两年时间，有一个研究小组，也出了一个集子，我们是研究操作层面，因为是我们基础类专家，我本人是做信用管理技术，不是谈宏观的，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形势要先呼吁才能有结果，我觉得确实有点儿乱，我们七八个原则，施工是有层次的等等这些事情，要有目标，要有验收，跟国家大体系的兼容，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政府出指导性意见之前我们的理论要有，政府做决策的时候要有个科学的参考依据，我编一套信用管理技术方面的丛书，现在我们出了六本，但是有很多选题我现在找不到作者，信用经济学当然是宏观的，货币银行学借鉴很多，比如跟ＧＤＰ的关系，跟通货膨胀的关系等等，其实现在章老师你们这个中心可能有这个条件，大家配合起来做，微观方面讲信息不对称下如何交易，是信息经济学的问题，社会学的社会资本问题很重要，还有一个是制度经济学，我们还有一个学术委员会，现在有三十九名委员，国内的专家。我们在这个行业十几年，成立比较早的我们比较熟悉，林逸夫教授是我们主任委员，大家信任我选我做副主任，经常考虑科研项目到底是哪些应该先做，哪些比较重点的我们下点儿力量，或者是我们要解决什么。
其实是三大类，一类是基础性的，一类是技术类的，一类是政策类的，我们这个行业缺失很多问题要解决，刚才郑教授讲了，抛砖引玉，我现在把一些东西抛出来，希望在座的能够支持，把我们这个体系，把我们还有一些体系建设基础研究，这件事情做好，我们也希望跟章老师和大家也一些更好的深入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