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的思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
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邹东涛
当今社会，和谐社会是我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民众渴望“和谐”背后的最深刻最重要社会问题之一是收入分差距过大，或者说“两极分化”所导致的“贫富矛盾”的尖锐。由此，在我国理论界，以至整个社会，关于“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富矛盾”的讨论愈演愈热。我深深感到：对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问题必须进行深刻的“冷思考”。
一、对中国的吉尼系数要进行冷思考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另有资料显示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29和0.561，并且，每年都以0.1%的速度递增。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现在，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第二个国家（第一个是菲律宾）。
我认为对中国的基尼系数问题要进行冷思考。首先应当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吉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表明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和竞争的形成，养懒汉和“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打破了；其次，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问题，党和政府并非听之任之，而是高度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三，我们要积极借鉴国际上关于基尼系数的指标，但大可不必顶礼膜拜和迷信它。
比如，按照西方国家的一般说法，一国通货膨胀的国际警戒线是4%。我国1994年的通货膨胀达到了21.7%，当时不少人叫喊“中国经济要崩溃了”，经果中国经济并没有崩溃，而且还继续发展。这就告诉我们，对任何“国际理论和警戒线”，我们应当理性吸收，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分析和运用。
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并非像有的媒体和有些人炒作的那样严重，似乎社会即将崩溃、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一般。正确的基本估计应该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收入差距，在总体上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与过去旧体制下普遍贫穷低效的平均主义相比是一种社会进步；在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问题，但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
二、对“仇富”思想要进行冷思考
“仇富”思想古已有之，只要有贫富差距，必然会有“仇富”思想，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过度拉大了，产生“仇富”思想很自然，没有一点“仇富”思想才是不正常的。但对“仇富”思想要具体分析。一种是平均主义思想太严重的人，一看见别人吃、住、穿、行比自己好，就气不打一起出，生出“红眼病”来，这种见富就仇的思想是一种不健康的病态心理；另一种是当社会整体上确实非正常地过度拉大了，或者出于对穷人的同情，或者穷人出于渴求公平的心理反应，这是正常的。其实，在我国，大可不必把人们的“仇富”心理看得太绝对、太普遍了。比如，正常投资、经营包括炒股发财的人；许多口碑好威望高的影视、演艺界、体育界明星；因科技发明创造得到国家大奖，或者因专利而发财者，我从来没有听到别人骂过、仇过、恨过。美国的比尔盖茨、中国香港的李嘉诚，是世界级巨富，有谁骂他们、仇恨他们呢？
我觉得有必要把“仇富”的对象搞清楚。我感觉人们“仇”的，一是“权贵资本”，包括利用公权利搞腐败的贪官和老板；二是那些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黑心商人；三是利用企业改制鲸吞国有资产的人；四是偷税漏税非法所得者；五是不顾工人死活、克扣拖欠工人工资黑心老板；六是因行业垄断而收入过高者，等等。对这些富人的仇恨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推进社会进步、深化改革的动力。国家应该对这些人严厉制裁，以平民愤。
三、对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进行冷思考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等。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极端为“民粹主义”，让全体人民都完全“平等”起来，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率，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四、对关注公平要进行冷思考
现在，全社会关注公平的声音非常高亢，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们可以冷静地想想：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决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收入差距过大固然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但收入差距却是市场机制最基本的内容。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平等和贫富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率，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大国，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我们还要冷静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干好干坏都一样），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
五、对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要进行冷思考
调节收入分配，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十分冷静。首先应当承认，我国社会在收入分配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不合理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二是在舆论切不可盲目和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要有驾驭贫富矛盾、实现贫富和谐的信心和能力，但又决不可盲目乐观地“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利益竞争性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不仅利益的博弈永远存在，而且，利益的群体格局也会不断地动态变化着。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和谐→不和谐→再和谐→再不和谐→……，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就是贫富和谐与不和谐的历史辩证法。胡锦涛总书记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万里长征。我们也可以说，处理好收入分配和构建贫富和谐也是万里长征。
邹 东 涛 介 绍
邹东涛，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物理学和经济学，两次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先后任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1993年中央国家机关首次公开招考选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特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出版著作20余部，主编丛书150余卷，发表论文千余篇。业余雅兴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