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穆占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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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已故文化巨匠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命名为“中华和合文化”,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内核和因子。“和合文化”不仅要求个体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群体与社会和谐,更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整体哲学精神,强调“天人共存、人我共存”的辩证立场，以宽容、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张扬着丰富的天道与人间和谐融洽观念，对于消解社会矛盾、人与自然的冲突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儒家和道家的和谐观
中华文化历来重视和谐。中华文化就其本质来讲就是一种和谐文化。古代文化主体的儒家、道家等学派关于和谐的丰富思想,既形成了和谐文化的固有传统,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和谐观、和谐思想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东方独有的文化，在西方被称为“东方精神”。中华元典文化贵在参天地之道，赞化育之功。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提及“和谐”的数不胜数，众多的关于“和谐”的论述其源头何在呢？即以“和谐”一语而论，“和”最初是指嘉禾之和、和声之和、和羹之和。“谐”，典籍多训“和”。《尚书•舜典》中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汉书•礼乐志》中有“八音克谐”之语。颜师古注：谐，亦和也。这里“谐”当指“音”而言，即“音乐节奏的和谐”。这应当是“和谐”的本义。而更富于哲学意味的“和”与“谐”的论述则散见于儒道典籍之中。
1、儒家的和谐观
儒家贵“和”尚“中”，认为“德莫大于和”。《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学而》有云“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中庸》又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和谐”思想发展到政治领域，就有儒家本源之一——《周礼》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政治准则。
“和为贵”和“贵和”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取向。中华先民对“和”的理解是知情意的统一。儒家倡导推己及人,由近至远的思维模式，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德。儒家主张，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洞明“和实生物”之道；个人修身养性，要讲究“心平气和”之工；与人交往，要恪守“和而不同”之法；应对潮流，要坚持“和而不流”之则；治理国家，要追求“政通人和”之理；与国交往，要坚持“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之规，最后的终极关怀乃是“天人合一、宇宙和谐”价值追求,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们积千年之理论与实践而积淀流传下来的精华瑰宝。作为今人,要建设和谐社会,须高度重视和弘扬这一历史传统。
儒家学说更看重“人和”。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儒家强调人际关系“以和为美”，提出的仁、义、礼、智、忠、孝、爱、悌、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并把这种普遍的“人和”原则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
儒家还为中国文化指出一个“大同”社会的远景目标，以至成为中国历史上生生不息的价值之源。《礼记•礼运第九》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在此首先强调了“天下为公”的思想，描述了重诚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选贤能、富庶安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和谐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到了近代，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设计出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令广大农民心驰神往的和谐社会蓝图。维新运动的旗手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提出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
儒家还强调“讲信修睦”社会和谐观。所谓“信”,就是“诚信”。社会和谐必须以诚信为本。子贡问孔子治国之道,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强调三者之中,“民信”最为重要,因为“民无信不立”。所谓“睦”就是“和睦”。社会和谐包括夫妻和睦、家庭和睦、宗族和睦、邻里和睦、地区和睦、民族和睦、国家太平。“政通人和”、“协和万邦”、“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衷共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古语都是古代先贤们对社会和谐的体认和追求。为此,荀子提出“以善和人”的要求。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做人原则,将其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成了儒家崇尚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伦理法则。
2、道家的和谐观
先秦道家的思想体系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和谐观念,其“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观、“理想真人”的人际和谐观、“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和谐观等主张,对当前的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很大的启迪。
道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老子最先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理想的人格模式就是所谓的“真人”。 “真人”要做到“贵生保真”、“少私寡欲”、 “见素抱朴”。“真人”在处世时能淡泊名利。“真人”形随俗而志清高，身处世而心逍遥，从不为名利所左右，追求“举世誊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己矣”人生修养。
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其主要思想包括:以正治国，以无事安民，清静无欲，崇尚节俭等。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所谓“正”，就是为政有道而不欺、赏罚公道而不倚，即以正道治理国家。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认为当政者要实现与民众之间的政治和谐，就须“无为”，这样才可使百姓“有为’，才可达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的理想治国境界。“无为”正是为了“无不为”。君王只有通过“无为”，才可达到“无不为”的政治目的。即老子所说的“无为则无不治”。在老子看来，百姓木来都很淳朴、诚实，只要为政者开诚布公、为政公道，天下百姓便自会拥护响应，政治和谐自然也就实现了。
老子还指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政者若是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穷奢极欲，必将导致国家混乱，天下衰亡。道家反对为政者因贪欲而追逐名利，倡导人们去奢崇俭、勤俭不贪，维此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还主张为政者要精减政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百姓生活的干扰。
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和地位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如儒学中“以德治国”、“治国安民”、“明礼诚信”、“祥和社会”、“协和万邦”等智慧仍然有益，是当今政治文明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源泉与根基。中国共产党要在世界文化大潮中保持其先进性，在走向世界、扩大开放、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摆在关系民族振兴的战略位置。一个民族只有在努力发展经济、提升国家“硬实力”的同时，保持和弘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和壮大自己的“软实力”，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说，我们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事关中华民族振兴的大问题。
三、先进文化建设的三个态度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我们要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活力、魅力和生命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这是我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宝贵财富和优势资源。要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外采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大力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使之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的基础是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纵览世界大国的崛起历史，惟有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才能为国力的持续提升提供强大的动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伴随文化的复兴。中国只有成为文化强国，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此，在建设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树立三个基本态度。
一是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在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要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一定要充分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以科学、求实的精神传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二是要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化是一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文化，历来重视从各种异质文化中汲取营养。要着眼于中华文化的长远发展，以更加自信的心态，积极同世界各种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大胆吸收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中华文化不仅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而且顺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
三是要创新当下的文化，大力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不创新，文化就难以传承，更难以繁荣发展。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创新，准确把握社会发展、时代变革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在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文化的进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文化的现代化。要着眼于群众文化生活的新变化进行创新，大力推进文化的大众化、通俗化，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催生新的文化品种，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持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根据社会学理论,社会的分化需要社会整合,而社会整合需要整合型的文化。当前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合型的文化就是“和谐文化”。文化整合的过程实际上又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和谐文化的功能在于重建全国人民共同的价值信念和理想,用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的精神追求把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重新凝聚起来,汇成一股巨大无比的精神合力。这种精神合力,反过来变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成的基本要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一个各种创新创业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激发，人们各尽其能，各种利益关系得到统筹协调，人们各得其所，各种社会矛盾得到妥善化解，人们安居乐业的社会；是一个在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下的和谐社会。个人自由、社会公正和人际友善，既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前提条件，又是其基本特征或内涵。现代社会的和谐是以个人的自由为经，以社会公正为纬的公民社会的和谐。
穆占劳简介
穆占劳，男，陕西扶风人，1969年10月出生，法学博士，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来党校工作，一直担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校内主体班次的课程。在职攻读中央党校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2004年毕业。曾于2001年8月赴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商学院访学。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四部。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以温家宝为总理的新一届政府后，及时策划组织并参与编著了《解读新政府 ：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施政取向》一书（2003年4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参与翻译的译著——《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参与该书英文版的翻译，同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研究的领域包括：大国关系、美国研究和中国发展战略等。多次荣获校内奖励。2004年获中直机关“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