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相继失踪

聋哑学校如今大门紧闭，只有失踪孩子的亲人仍在哭泣。

一失踪学生写回来的信，信封上写的是寄自太原，封底却盖着临汾当地邮局的邮戳。信的字迹、内容也不像出自失踪学生之手。

    ●近两个月，山西省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有超过15名聋哑孩子相继失踪，这些孩子失踪情况基本相同：都是所认识的聋哑人到家里去玩，然后用介绍工作等借口哄走。

    ●这些失踪的孩子们被骗到全国各地，被迫加入盗窃团伙。家长要通过私下渠道寻找一个失踪的孩子，最高报价达到18000元。

    ●失踪孩子的家长都有一个疑问。孩子们的家庭地址、电话只在学校登记，这些诱骗孩子的聋哑人又怎么会知道？学校为什么有能力找回一些失踪孩子？

    ●该聋哑学校学生失踪事件3年前就开始发生，如今呈愈演愈烈之势，是当地公安部门不作为，还是另有原因？

    “没有什么新进展，至少我这里还没收到书面材料。”４月１９日，记者再一次打电话至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办公室，得到的结果依然如此。记者辗转找到临汾市公安局刑侦打拐大队黄队长的电话，却始终没人接听。“自从媒体报道以后，他的压力很大。”临汾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解释黄队长不接手机的原因。在电话的忙音过后，记者的脑海中萦绕着孩子家长那悲戚的哭声。

    事发

    聋哑学生相继失踪

    张树雄今年21岁，是今年最早丢失的孩子之一。如今带走张树雄的杨鑫和郭小刚也离开了家，不知去向。与张树雄在今年1月17日同时失踪的，还有他另外两个同学贾振兴和任海军。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几个孩子的失踪还只是开始，在之后的40多天中，又有十几名孩子相继失踪。从孩子离家时的情形看，孩子们似乎是主动离开的，而家长们在四处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却逐渐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焦急的家长们先找到学校，又不谋而合地聚在了一起，通过交流，家长们发现这些聋哑孩子失踪的情况基本相同：都是失踪学生所认识的聋哑人到家里去玩，然后用介绍工作等借口将孩子哄出去，有的甚至是用暴力方式胁迫离开，而孩子一离开家，就杳无音信，那些带走孩子的聋哑人有的不知下落，更有一些，失踪孩子的家长根本不认识他们。

    临汾市乡宁县的闫玉堂在临汾市里租房做点小生意。18岁的女儿是去年8月暑假期间失踪的。孩子失踪前五六天内，先后有两拨共3个聋哑人来找过她。出事那天上午，刚吃完早饭，闫玉堂的妻子正在厨房洗碗，女儿只离开他们夫妻俩的视线十几分钟，接着就不见了，孩子走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同一所聋哑学校的15名学生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相继丢失，焦急万分的家长曾在3月8日集体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请求查找孩子的下落。同时也向孩子所在的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反映了情况，

    这些失踪学生所在的学校———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负责临汾市盲聋哑儿童教学任务的全日制寄宿学校，学校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目前在册学生有270名，老师85名，学生来自临汾市及周边的17个区、县。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在这个学校，学生失踪的事前两年就发生过，但自2005年起，失踪学生人数开始大幅上升。2005年9月就曾有10个左右的学生失踪，那些学生家长到市公安局集体报案。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年来，在这所学校就学的聋哑人失踪总数就超过40多人。

    惊叹

    失踪学生被迫加入犯罪团伙

    由于聋哑孩子自身身体的原因，他们与外界接触得少，心智成熟得晚，大多10岁以后才开始上学。失踪的孩子虽然有的年龄已经很大，生活自理能力却远远低于同龄的孩子。所以，失踪学生家长们关心自己的孩子都去了哪儿，更担心这些失踪的孩子们如今都在靠什么生活？家长们怕他们由于涉世不深受到蒙蔽而参与犯罪活动，为此他们四处奔走。而从各种渠道包括回来孩子带回的信息，则让家长们心如刀绞、难以自持———失踪的孩子们大多被骗到江苏、安徽、江西、广州、深圳等全国各地，被迫加入由聋哑人组成的盗窃团伙，从事偷窃、抢劫等犯罪活动。

    临汾市洪洞县龙马乡龙张村16岁的李某某，于今年1月27日从家中失踪后，家里花了1.1万元，通过特殊渠道把孩子找了回来。到家时，他的手指上带着累累伤痕，那是犯罪团伙成员扎的针眼和割的刀痕。因为他被团伙中的不法分子强迫去偷盗，完不成犯罪团伙为他定下的“每天至少偷窃500元”的指标，那些伤痕是犯罪团伙惩罚、逼迫留下的印记。

    小李介绍，他曾在江苏连云港见过姓闫（女）、姓李、姓尉的等几个今年失踪孩子。“也都干偷窃的事，有人看着。”

    临汾市洪洞县另一个姓董的女孩，在今年寒假失踪，家里花了5000元把她找回。这个女孩今年17岁，被找回后就放弃了学业。她也告诉家人，在江苏连云港和安徽亳州，她见到了几个今年一起失踪的孩子。其中就包括那个姓闫的女孩。共同的漂泊经历，让董与闫之间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小董无法用语言与人正常交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用笔写道：“我回来时，拉闫一起走。她没走，不敢。有人看着。”接着，小董又写下这样一句话：“我还要自己去，把她找回来。”

    年轻的脸上，透出坚毅。

    能通过回来的孩子了解到些许自己孩子的信息，对有的家长来说或许已是幸运。有的家长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身在何处。

    悲伤

    失踪家庭打破往日平静

    孩子的失踪，对于每个当事者家庭来说，都是飞来横祸，如同一把重斧横空劈来，劈碎本来平静的家庭生活。而当被找回来的孩子描述了失踪孩子在外面的生活后，家长们更是心痛万分。

    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桥西村李文明，自从今年3月2日18岁的儿子失踪后，就彻底放弃了地里的农活，不管不顾地踏上了寻找儿子的漫漫长路。李文明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女儿，也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随父一起到处奔波，寻找丢失的弟弟。找公安，去学校，联系其他丢失孩子的家庭，成了他们每日生活的全部。

    “找不回我的儿子，我就不回去种地了。”李文明语气决绝、一脸悲怆地对记者说。

    家住临汾市翼城县唐兴乡下高村的刘小明，今年2月26日16岁的儿子失踪后，就走遍了临汾大街小巷及周边城镇。一天在家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还没听到声音就挂断了。寻子心切的刘小明怀疑电话是儿子打来的，他通过当地电信部门了解到，电话来自西安方向，他就赶往西安大海捞针般地寻找，结果毫无收获，令他心力交瘁。

    临汾市吉杨杨女士的妹妹，2006年2月27日就从她在临汾市内租住的房中丢失，至今没有音信。去年4月和8月，她先后接到妹妹的两封来信，信的大意是说，她在外面很好，很快乐，每月工作可挣300至500元，请家里人放心，过两年会回来。但具体干什么工作，信中并没有说明。最让杨女士生疑和担心的是，“妹妹”写来的第一封信，信封上写的是寄自太原，封底却盖着临汾当地体育大街一家邮局的邮戳。信的字迹、内容也不像出自妹妹之手。杨女士按信封上的邮戳找到这家邮局后发现，与邮局相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对聋哑人夫妇的摊位。她满腹狐疑，却又无从知道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妹妹是聋哑人，又是女孩，她在外能干什么？”对妹妹命运的忧虑，让她终日神不守舍。

    临汾市襄汾县的尉强失踪后，他的爷爷，为了找孙子的事，急火攻心，突染重病，最后不治而逝。

    内幕

    “地下渠道”可找回孩子

    现实，逼迫家长们只能作出无奈抉择，只要尽快找回自己的孩子，宁愿花钱走私下渠道。

    而据了解，在当地，要是通过私下渠道寻找一个失踪的孩子，需要付费5000至15000元，最高的达到18000元。

    这些孩子走得蹊跷，回来的方式也很特别。家长在通过中间人给过数目不同的钱后，过一段时间，就有人通知家长孩子几天后回来，然后再交另一笔钱后，就有人告诉你：哪天，在什么地方，把孩子接回。

    回来的孩子大多不愿说他们在外的经历，好像回来之前有人给他们打过“预防针”，而本应该充满愤怒的孩子家长，当记者询问他们是如何找回失踪的孩子时，也吞吞吐吐，他们不断表示：“孩子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和折磨，不希望再受到伤害。”

    为什么这些家长宁愿花钱通过“地下渠道”找孩子，而不是向公安机关求助呢？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实际上，在孩子失踪后，家长们最关心公安部门的态度，也最渴望得到公安部门的帮助，但2006年至今，家长们得到的却只是失望。

    失踪孩子家长李文明告诉记者：“孩子今年3月2日失踪后，我是3月8日来临汾市公安局报的案，当时我就看见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里墙上写的工作流程规定，报案7天就要给回复，可过了不下20天，才有公安局的人给我打电话，让去谈谈‘孩子是怎么丢的’、‘怀疑点在哪’等等。”

丢了妹妹的杨女士说：“妹妹刚丢时，我天天哭得话都说不好，也不知道该找谁。我先找过学校，学校的人说，通过学校找，就得花钱，私下通过别人去找，‘也只是帮忙’。找市残联，残联的人说：‘要是人在临汾市里，我们可以免费帮你找。出了临汾市，你也得花钱，我们通过私下托人去找。’找到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这事不归他们管，得去找刑侦队。’我去找了刑侦队，开始他们还带我去找了一趟我怀疑的人，后来就不再管我的事了。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这事到底应该去找谁。”

    杨女士说：“我也想过像其他人一样花些钱，通过私下的渠道寻找妹妹，又怕被人以此为借口，不断要挟、要钱。一年多来，为了找回妹妹，我不知求过多少人，请过多少人吃饭。”

    追问

    学校为何能找回孩子

    孩子失踪的众多疑点都与他们就读的学校相连。失踪学生家长心中的很多疑问也都需要学校回答：为什么那些把孩子骗走的聋哑人，会隔着一两个县那么远的距离找到孩子的家？孩子们的家庭地址、电话只在学校政教部门有登记，连班主任知道得都很少，这些聋哑人又怎么会知道？学校为什么有能力找回一些失踪孩子？

    很多家长认为，校方对此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而焦急的家长们谈起寻找失踪孩子的经历，都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政教处主任董辉。为此，记者找到并采访了他。

    以下是记者和董辉的对话：

    问：失踪学生都是在家中被人带走的，为什么其他外乡聋哑人隔着那么远会知道丢失聋哑人学生家庭地址？

    董：聋哑人不同于常人，他们的圈子就那么大。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人数就更少，他们有互相之间留家庭地址的习惯。他们之间一打手势，发现都是相同的人，很快就能建立信任，成为朋友。

    问：为什么学生失踪了，他们所在的家庭不愿去找公安部门，而要通过学校、通过私下的渠道寻找？

    董：从我这两年协助公安部门破获一些聋哑人犯罪的经历（主要是做手语翻译，我懂手语）看，打击聋哑人犯罪有政策与法律上的难点。失踪的学生不属于被拐带，他们年龄比较大，也不属于儿童。聋哑人犯罪很少有重罪，主要以盗窃为主，也有抢劫、拐带人口，但取证很难，因为他们圈子小，又不会说话，取证很难，很难抓到“现行”。就是抓到了，刑法中又有对聋哑人犯罪从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规定，有时没法起诉。所以，有些公安部门不愿意管。家长找到我们，我们也仅限于帮忙。因为我们搞特教有一些时间，更了解这个圈子里的情况。也是把钱给人家，托人家去找。我们要在学校搞教学，没时间亲自去找。托人家去找，也不是马上就能找到。我们也要求家长，发现孩子失踪了，首先要求助公安机关。

    行动

    公安机关已着手调查

    失踪事件在当地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但记者想就此采访临汾市公安部门时，却始终无法如愿。费了好大周折，记者找到应该主管此事的临汾市公安局刑侦打拐大队，在查看了记者的身份证件后，一位姓韩的副队长表示：“我们这里有规定，采访需经过大队政治部宣传处同意后，才能安排。”找到宣传处处长王志文，王处长回答：“不行，我们省里有规定，在未结案之前不能接受采访。”

    “那要是永远结不了案呢？”

    “反正是不能接受采访，就是这么规定的。”

    “可失踪的事已经发生了两三年了，失踪的人也有好几十个，怎么总没有结果？”

    “那也没办法，没结案之前什么都不能说，我们得按规定办事。”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从失踪孩子的家长们处了解到，目前临汾当地公安机关已开始了解此事，但还没确定是否立案，4月11日，公安部门也开始向家长们收取失踪学生的照片。

    尽管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了解到当地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正在针对此事在做些什么，但记者和家长们对这些孩子被早日找回仍抱有希望。因为在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里三年就失踪了40多个聋哑学生，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是件小事，更没有理由任凭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时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此事三年时间得不到解决，是当地公安部门不作为，还是有关聋哑人犯罪的法律、法规本身还存在缺陷？如今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丢失的15名聋哑学生本应在校园里继续他们的学业，可如今，他们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