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就读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上学不迟到是好孩子的重要标准。

    按时到校、认真听课、完成作业和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可以让董玥和同学们赢得老师奖励的小猪卡。１０张小猪卡可以换得一张奖状，５张奖状则可以换得糖果和文具。

    迟到和违反纪律的孩子面临的不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而是扣除小猪卡——但他们仍可以通过打扫卫生或为班级贡献洗手液等行为挽回损失。

    尽管对父辈的榜样雷锋知之甚少，董玥心中并不缺少英雄。旅游归来她对加拿大的评价是“好是好，但他们没有姚明也没有刘翔”。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很多中国人在学生时代都曾响应号召学雷锋做好事。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曾希望自己能捡到钱包，或者送迷路的儿童回家。除了这个做好事不留名的解放军，他们的偶像还包括为保护集体财产而牺牲的少年英雄刘文学。

    退休教师刘明媚清楚地记得，上世纪８０年代，她的班上有近一半学生在命题作文中写上学路上捡到钱包交给了老师。“同事知道后都开玩笑地问我是怎么处置那些钱包的。”

    “那时候大家都穷，经常有人到地里偷粮食。我们‘红小兵’就主动帮生产队夜里田间巡逻，抓小偷。”出生于上世纪５０年代末的马晓芳说。尽管自己那时还是个孩子，马晓芳说她一点不害怕，“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

    事实上，直到２００３年，中国的教育部门才删除了《中、小学生守则》中鼓励“敢于斗争”的内容，以避免青少年做出无谓的牺牲。 
  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普遍把中国儿童的成长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孩子的显著特征是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孩子是眼界开阔、自我中心；生于九十年代和２１世纪的孩子则表现为个性强、抱负多元化。

    “今天的孩子生活在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在父母的话语体系中，更多说‘我们’，而他们的话语体系中，更多的是‘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

    在全球化的今天，董玥和她的同学们从幼儿园开始学习英语，读国际畅销的《神奇校车》《视觉大发现》和希尔弗斯坦的童书。

    在学校，他们学到的除了课本知识，还有一些求生法则，如遇到火灾和地震时如何安全逃生，以及独自在家时如何保护自己。

    和中国城市的学龄儿童一样，董玥和同学们课余时间都忙于各类课外活动：学器乐、英语、画画和从事体育运动。

    董玥４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如今已成为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父亲董福海不无自豪地用女儿淘汰的５把琴装饰客厅，“这让全家人都很有成就感”。

    中国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推行素质教育，鼓励学生全面发展，这与填鸭式的传统教育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一些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特长疲于奔命，很大程度上牺牲了童年的快乐时光，但很多城市白领父母仍认为早期的潜能开发会让孩子受益终生。

    与父辈相比，今天的孩子知识面广，职业理想也趋多元化。“我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当老师或司机，而我７岁的儿子说他想当生物学家，专攻大熊猫繁育的难题。”在北京一家私企供职的会计王树梅说。

    “现在的孩子可能不像父辈那样能吃苦，但我们接触的很多孩子都很懂事，他们积极参与各类活动，团结友爱，而且很有纪律性。”太原市虹桥小学书记常永秀说。

    去年汶川地震后，不少孩子成为新时代的英雄和勇士，他们有的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帮助同学脱险，有的被困多日，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等候救援。

    “如果没有灾难的降临，谁也不会相信那些孩子会是英雄。”孙云晓说，“这或许表明，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英雄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