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陕西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的休息期间，戴证良、王永平、郑亚、马百党、荣海、范肖梅等代表围在一起，边看剪报，边讨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王永平代表认为，国家应采取切实的措施制止药价虚高，并尽快启动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让城镇职工、居民和广大农民都能看得起病。据悉，王永平将继续搜集群众的呼声，并把其他代表的意见综合在一起，形成建议提上即将召开的全国人代会。
呼吁
用药不良反应应该补偿救济
本报北京专电（特派记者 张小刚）从“齐二药”到“欣弗”，再到“佰易事件”，发生在去年的一连串医疗药品事件，引起了政协委员对药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作为一家民营医院院长，在陕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救济制度，降低此类事件的经济损失和风险。随着用药安全意识的提高，公众对用药引起的药品不良反应也越来越重视。
“但现实的情况是，药品不良反应的损害赔偿现行法律中无依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内容和统计资料，只是加强药品监管的依据，而不能作为医疗事故和处理药品质量事故的依据，导致事故发生后，双方纠缠不清。”董协良委员表示，建立药品不良反应补偿制度已迫在眉睫。
董协良建议，首先，建立药品不良反应认定程序和纠纷处理机制，设立“药品不良反应研发和救济基金会”。其次，设立药品不良反应风险基金，救济基金由药品生产企业前一年药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形成，也可由药品生产企业、医疗保险机构和政府各出一部分，“当发生用药安全事故时，从风险金中先予赔偿，缓解患者燃眉之急。”“从居高不下的药价，到大处方、要红包，更有甚者还有转卖病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已日渐变成了一种奢侈品。”董协良委员疾呼，医德沦丧已成为这个时代一道醒目的伤疤。
从医30年，董协良对日益尖锐的医患矛盾深表忧虑。他说，医德缺失虽然是个别医院、个别医生的行为，但它带给整个医疗行业的是一种污染，使人们对“救死扶伤”的高尚工作越来越看扁，从而出现的“医闹一族”也就不足为奇。“现在的‘医闹’已成为一种行业，有些人专门找患者家属到医院里闹事，向医院索取高额赔偿，自己再从中获利。”
“医生既要看病，又要看人，医生只要能尊重病人，礼貌地对待病人，病人难为医生的事情就会少之又少。”董协良委员表示，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他呼吁在医生中进行医德教育，重塑医生职业荣誉。
质问
“害人药”为何都逃过了监管
在过去一年里，齐二药、欣弗、鱼腥草等“名牌”药品害死人事件接连发生，“国药准字”一时面临信任危机。几位全国政协委员指出，当前药品的审批、生产、流通各环节及相关政策法规都存在严重漏洞，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审批：药厂“跑专家”能力惊人
多位政协委员指出，目前药品审批过滥。巴德年委员说：“2006年全国批了约6500种药，而美国一年审批通过的药不过100多种，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审批过多过快，必有疏漏。”
审批把关不严，评审专家有责任。巴德年委员说：“专家也会在经济社会当中被腐蚀。据我所知，一些药厂‘跑专家’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但更大的责任在药监行政部门。龙致贤委员说，药监局的权力日益集中。一种药能否通过审批，少数几个部门领导说了就定了，缺乏监督和制约。
委员们指出，一些药监贪官已经结成了团伙，甚至与不法药厂的人员勾结在一起造假。
生产：忽视细节酿成惨剧
迟宝荣委员指出，很多药厂涉药人员素质低下：“‘齐二药’事件很典型，有毒原料从进厂到验收、检验等各环节均能过关。这个厂在获得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后，让60％的老职工下岗，大量雇用临时工，这样造出来的药品哪有安全可言？”
抽检是保证药品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据迟宝荣委员了解，虽有法规明确规定，但在利益面前违规生产的药厂依然存在。流通：药品招标认利益不认质量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将矛头直指药品采购招标：“一些地方以招标名义，巧立名目乱收费。”陈万志委员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些药厂不顾药品质量，偷工减料，一味地降低成本，以保障企业利益。”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招标的医院更喜欢高价药而不是低价药，因为高价药利润空间更大。”
政策法规：光靠经济处罚还不够
李连达委员认为，目前全国大力进行的药品整顿工作，很少触及对监管政策法规的整顿，而不合理的法规不修改，还照旧执行，只会越整顿越乱，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
迟宝荣委员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做假药的一旦被抓住，就判终身监禁，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