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建设中谁来作表率？最早毛主席让解放军作表率。那时候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都学解放军。但是时代变了，今日社会，让解放军作表率不合适了，那么究竟谁来作表率？有人说让知识分子作表率，知识分子知书达理，应该能够作表率，但是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劳动条件下，有个体劳动者的特点，有独立作战的特点，但整体不强。那谁来作表率啊？谁也别推了，就是各位领导干部。不是找不着人了才找领导干部。全世界上都是从政者作表率。
举一个例子，在日本国家公务员如果喝酒驾车，不管出不出事，立马开除公职，他们认为公职代表了政府的形象，政府的公职人员不遵守，就会损害政府的形象。假如有一天我们真能做到这种程度，我看这个社会谁敢喝了酒驾车，更别说醉酒驾车了。再举一个例子，布莱尔手下有一个老秘，挺大年纪了，丑闻一出来，布莱尔的政党狼狈极了。为什么？你是从政者，你就要作社会的表率，别人干的事，你就干不了，要不你经商干别的去，西方的红灯区是开放的，你看哪个执政者敢踏入一步？他不敢，他必须作表率，因为社会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
现在，胡锦涛总书记让党政领导干部带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八荣八耻。我琢磨了一下，挺好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作表率。但再仔细琢磨，又觉得还是不太好。八荣八耻都是道德底线，国家人员都在讲我如何做到八荣八耻，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领导干部耻辱不分了。回头想一想，我们共产党的标准哪里去了？这样下去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说了很多有用的东西，老百姓不产生反感就不错了。为什么？说的人根本不做，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出了事的人再后悔，害了个人，害了家庭，危害了党的事业，那有什么用？好多事情自律一点不就好了？！思想建设务实一点，效果会好些。
政府在社会建设上应该做什么呢？事实上就是把我们的政府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让社会表达渠道更畅通一下，要拓展社会表达渠道，仅仅靠信访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和谐社会建设要靠两级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必须考虑怎么培养社会组织，使社会组织成为党、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什么时候能让社会组织成为社会表达利益的一个团体就好了。
为什么要发明校服
教育费用现在年年增长，但大学收费照样高。我算了一笔账，从国家统计的数字看，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是2900元，有的高于这个数字，有的远远达不到这个，平均就算3000元吧。假如一个农民家庭出了一个大学生，这对很多家庭是喜事也是灾难，不用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大学，就是在普通城市上大学，一个农民要不吃不喝十年才够四年大学的学费。这种教育的发展不扭转怎么可以？我们的教育资源有限，现在又时兴择校什么的，金钱权力发生作用。权力一旦为私人服务，教育就产生了扭曲；教育一旦让金钱起作用，教育就会变形，高收费等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出来了。西方人发明校服，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看不出谁家庭优越，为了让不同背景的人进学校有平等感。我看了报道，我们的学校尽管要求穿着校服，但是学校把食堂分为三六九等，让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进不同的食堂吃饭，很多孩子产生了自卑心理、扭曲心理。所以说，一旦金钱控制教育，教育本质就被扭曲了。人们还有一种感觉，很多地方，尤其是偏远的地方，最好的地方最好的房子都是我们的衙门，是破烂的地方都是学校，尽管墙上的宣传标语写得清清楚楚:“教育为本”。(秦刚/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