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一中年女子偷肉被抓，看见拍照就以头撞墙，她说儿子正上高中，怕儿子看见了以后没法生活。而她偷肉的原因，也是为了能让儿子有肉吃。
她到底是一个小偷，还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回答这个问题无疑是艰难的，我们既无法斩钉截铁地说她是小偷，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法律在母 性面前丧失了权威，一如母性以爱之名越过了道德的边界从而丧失尊严。
法律的价值是不能随随便便被抛弃的，母性的光辉也是遮蔽不了的。当我们左手拿着法律的文书裁定母性有罪，右手又以母爱之名把其保护起来，我们便在价值观上被撕裂成两半。这种万难决断的选择，一方面说明法律的价值即使多么不容辩驳，也绝难覆盖母性的价值；同时也说明，当柔弱、温存的母性被珍视、被感染、被同情到泪眼婆娑，我们的良心已经寸步难行。看着郑州这位偷肉的母亲，就像看着自己犯错的母亲，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
网上5000多条的留言说明了一切：这位母亲犯了偷盗罪，但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耐人寻味的是，在同情理解之外，网友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向了社会的反思：是怎样的无奈和贫困让这名母亲出此下策？这种引申的反思，把一位母亲的偷窃行为植入社会背景之中，暗示了困顿的生存环境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和推波助澜的角色。显然，这是舆论基于一种朴素的道义感在为这名母亲作轻罪辩护。
因为穷，所以偷，所以值得被原谅——这种逻辑自然经不起推敲，但其中对贫穷的那份感同身受的怜悯之心，却是这个社会的福气。而且，从生存境遇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卑微的个体出发看待社会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民意识和济世情怀成长的见证。对此，我们并不能因其“偏颇”而看淡其价值。
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曾在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法官裁定：“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10美元的罚金绝非这位穷苦老太太所能缴纳，因此她只能“选择”拘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审判结束后，身为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
这是一位网友举的一个例子，让人感动也让人深思。其揭示了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所谓穷人，不在于穷而在于被抛弃。
请给偷肉的中年妇女一点宽容
一中年女子偷肉被抓，看见拍照就以头撞墙，她说儿子正上高中，怕儿子看见了以后没法生活。而她偷肉的原因，也是为了能让儿子能有肉吃。（7月11日《河南商报》）
老实说，我对这名中年妇女，在郑州一家双汇连锁店内偷肉的卑贱行为，往日那种对待梁上君子的厌恶、憎恨之情，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酸楚和无奈。所谓酸楚，是说她们娘俩已经两月没有肉吃，而孩子正在长身体的高中时段，营养自然十分重要。所谓无奈，是说这种情形绝非个例，一介书生，除了将同情诉诸文字，丝毫无力给与更为有效的现实帮助。故此，我在惴惴然不安之下，只能在此发出吁求——请给偷肉的中年妇女一点宽容。
我并不觉得自己是非不分香臭不辨，也无意为偷摸行为粉饰狡辩。只是觉得，第一，中年妇女偷窃东西，仅仅是为了孩子吃得稍好一点。而她把孩子送到郑州求学，已经花了上万元钱。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开支。因此，在入不敷出无力改善生活之时，母爱让其一时发昏，做出羞耻之事，我相信这样的人性错误，上帝也会谅解。况且，她付出的学费之中，就没有一点乱收费的成分？而较之乱收费的巧取豪夺，区区几斤肉又算什么？
第二，面对记者拍照，中年妇女以头撞墙。何以如此，是她担心儿子日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无法面对生活。足见她的内心深处持有廉耻之念，是非观念不是没有，她的错误充其量是偶尔为之今后大约不会再犯。
第三，近年物价飞涨，让普通百姓忧心忡忡，尤其肉价的一路飙升，使人们的实际消费有所减少。这些问题，政府不能说毫无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有“本质并不坏”（民警评价）的老百姓铤而走险，也是对政府的一个反讽。因为，“菜篮子”一直就是政府工作的应有职责，谁也推不掉的。（雷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