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亲们的观念里，阳历年并不是真正的年，只有春节才算是真正的年的。因为“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而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过去的年
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
往往是一过了腊月涯，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
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
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
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但老人们则叹息：嗨，又老了一岁。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
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样粮食——其实只需七样，不可缺少的大枣算一样。
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腊月初八凌晨，庙里或是慈善的大户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喝。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锅，支设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粘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
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们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他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
我经常幻想我就在等待着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我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
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
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
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
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在上天面前多说好话。
也有人说是用关东糖粘住灶王爷的嘴。
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了了嘛!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
一般都是拙劣的木板印制，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
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祇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整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
终于熬到了年除夕，家里的堂屋墙上，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模样的孩子，正在那里放鞭炮。
那时侯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后还是先睡觉。
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
起来穿上新衣，感觉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嘚嘚地打着战。
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
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
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
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话，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
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呼啦呼啦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棉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
秀才嘛，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堂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
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
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
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
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
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们的庆典了。
在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
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着被磕者：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
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
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我们兴奋得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现在想起来，那硬币脏得厉害，但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
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
过年时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
往往是你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
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
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有的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
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那时侯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
我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
说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
叫花子不由地长叹一声，感叹自己的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以瓦罐装饺子都担不上。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
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
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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